执法是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体现，是维护社会秩序、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石；文明执法则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，是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。两者看似存在张力，实则辩证统一 —— 执法是手段，文明是准则，共同服务于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。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深入探讨执法与文明执法的内涵、关系及实践路径，对于提升执法公信力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执法与文明执法的内涵解构：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术

执法的本质是国家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等法定主体，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，运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活动。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强制力实现法律的惩戒性与保障性，既要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，又要保护公民、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从交通违章处罚到刑事案件侦查，从市场监管到环境执法，执法行为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“刚性环节”。

文明执法则是在执法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，要求执法者在恪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，以理性、平和、文明的方式行使权力。它并非对执法权威的削弱，而是通过尊重被执法者的人格尊严、保障其陈述申辩权、规范执法程序等方式，实现 “刚柔并济” 的治理效果。例如，交警在纠正违章时先敬礼说明理由，城管在整治占道经营时主动帮助商户转移物品，这些细节正是文明执法的生动体现 —— 既维护了法律权威，又减少了对立冲突。

两者的关系犹如 “剑与鞘”：执法的 “剑” 需要锋利以震慑违法，文明的 “鞘” 则防止权力滥用伤及无辜。缺乏文明的执法易沦为暴力执法，损害群众利益；脱离执法的文明则成无原则的妥协，纵容违法失序。唯有将刚性的法律条文与柔性的人文关怀相结合，才能实现 “执法效果” 与 “社会效果” 的统一。

二、现实困境：执法实践中文明与刚性的失衡图景

当前，我国执法领域仍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，集中体现在文明执法与执法刚性的失衡上，具体表现为两种极端倾向：

一是 “过度强硬” 的执法异化。部分执法人员将 “执法必严” 简单等同于 “态度严厉”，甚至出现暴力执法、选择性执法等现象。例如，个别地区在拆迁执法中未经法定程序强制拆除，在市容整治中粗暴损毁商贩财物，此类行为虽名义上是 “维护公共利益”，实则违反法定程序，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与人格权。这种 “重结果、轻程序” 的执法模式，不仅引发群众不满，更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公信力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。

二是 “过度软弱” 的执法缺位。与暴力执法相对的，是部分执法者因担心引发冲突而放弃法定职责，出现 “不敢执法”“不愿执法” 的情况。比如，面对恶意阻挠执法、暴力抗法的行为，一些执法人员选择退让妥协；在处理复杂纠纷时，为 “息事宁人” 而牺牲法律原则，导致违法者得不到应有的惩戒。这种 “畏难执法” 现象，看似避免了即时冲突，实则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与权威性，形成 “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” 的恶性循环，最终损害社会整体利益。

深层来看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执法理念的偏差与制度约束的不足。一方面，部分执法人员仍秉持 “管理本位” 思维，将群众视为执法对象而非服务对象，忽视了执法的民生属性；另一方面，执法程序不够细化、监督机制不够健全，导致权力运行缺乏规范，文明执法缺乏刚性保障。此外，执法人员面临的考核压力与职业风险不对等，也使其在 “严格执法” 与 “文明执法” 之间难以平衡。

三、破局之道：构建文明执法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

实现执法与文明执法的有机统一，需要从理念革新、制度完善、能力提升三个层面协同发力，构建 “有温度的刚性执法” 体系。

理念革新是前提，树立 “权利保障优先” 的执法观。 执法机关应从 “管理型” 向 “服务型” 转变，将公民权利保障贯穿执法全过程。例如，在执法前履行告知义务，向当事人说明执法依据与法律后果；在执法中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、申辩权，耐心听取其诉求；在执法后提供救济渠道，确保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时能依法申诉。这种 “以权利为中心” 的理念，既能减少执法阻力，又能让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性。

制度完善是核心，筑牢文明执法的程序防线。 其一，细化执法程序规范，制定分领域的文明执法指引。如明确城管执法中 “劝离 — 警示 — 处罚” 的阶梯式流程，规定交警执法时使用的文明用语标准，通过程序正义倒逼实体公正。其二，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依托执法记录仪、监控视频等技术手段，实现 “执法留痕”，既规范执法人员行为，也为后续纠纷处理提供证据。其三，完善监督与追责机制，对暴力执法、滥用职权等行为 “零容忍”，同时为依法履职的执法人员提供保护，避免 “多干多错、少干少错” 的消极心态。

能力提升是基础，培育执法人员的 “法治素养 + 沟通技巧”。 一方面，加强法律培训，确保执法人员熟练掌握实体法与程序法，避免因法律无知导致执法失当；另一方面，强化沟通能力训练，通过情景模拟、案例教学等方式，提升执法人员应对复杂局面、化解矛盾冲突的水平。例如，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，能运用共情技巧稳定其情绪；面对群众质疑，能以通俗语言解释法律条文。这种 “刚柔并济” 的执法能力，是文明执法落地的关键。

四、价值归依：文明执法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

从长远来看，文明执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减少执法冲突，更在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。当执法人员以文明方式践行法律精神时，群众感受到的不仅是权力的威严，更是法律的温度 —— 这种 “温度” 会转化为对法律的认同与遵守，形成 “执法文明 — 群众信任 — 自觉守法” 的良性循环。

反之，若执法背离文明原则，即便短期内实现了 “秩序稳定”，也会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：“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：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。” 文明执法正是 “良法善治” 的生动实践，它让法律从文本走向生活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最终推动法治社会从 “形式正义” 迈向 “实质正义”。

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执法与文明执法的统一，既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新期待的现实需要。唯有坚守法律底线、常怀人文关怀，才能让执法行为既成为社会秩序的 “守护者”，又成为法治文明的 “传播者”。

　　（陕西城乡劳动就业融媒体课题组）